一门三院士,子孙皆才俊,这位父亲是怎么做到的?

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先生(1924-2016)

五年前的今天,92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先生在北京逝世(www.cghd.com.cn)。

梁思礼先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、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、中国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。他生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:

从第一颗原子弹、第一枚导弹、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,我回国后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,白手起家、自力更生,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,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。能为此奉献一生,我感到无比自豪和光荣。

而在专业领域之外,梁思礼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梁启超先生最小的儿子。作为家中幼子,他深得父亲宠爱,风趣的父亲将英语Baby(宝贝)一词汉译,昵称思礼“老白鼻”。然而,深爱着“老白鼻”的父亲并没有能够陪伴孩子太久,梁思礼还不到5岁时,父亲就抛下他和八个哥哥姐姐,撒手人寰。

梁启超只活了56岁了,却留下了4000万字的著作,此外还有大量革命工作与社会事务。按理说他是最忙的父亲,可是,他对九个子女却倾注了大量的关心和呵护,一个突出的体现,是他给子女们留下成百上千封家书,通过这些家书,他不仅把自己的思想和理念春风化雨的告诉孩子们,还由此成为孩子们的知心伙伴。如果说,梁氏满门才俊有什么“秘诀”,这些可能就是最大的“秘诀”。

如今的母亲,常抱怨家庭里里父亲缺位的“丧偶式育儿”,当然父亲们也有苦衷:养家的重任,他们常常承担了大半。不过,父亲们再忙,恐怕也不会比梁启超当年更忙,压力再大,恐怕也不会比梁启超更大(他一大家子十几二十口人),那么梁启超的育儿经验,今天的父亲们是不是也可以吸取一些呢?

一门三院士,子孙皆才俊

这位父亲是怎么做到的?

来源 | 中国教育报、上海古籍出版社

最小的孩子圆了父亲的梦

思礼2岁那年,梁启超曾给正在海外留学的次女思庄写信说:“我想你们兄弟姐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,很是我们家的憾事。”

没想到,几十年后,他的“老白鼻”实现了父亲的遗愿。

梁思礼(左)和梁启超长相酷似,以至于曾见过梁启超的周恩来,第一次见到梁思礼时,一时竟有恍惚之感

父亲逝世后,年幼的梁思礼和母亲住在天津。抗战爆发,天津沦陷,梁思礼亲身体会到当“亡国奴”和“顺民”的耻辱,见到百姓同胞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痛苦生活,从此下定了救国的决心。

1936 年, 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梁思礼(前)和五哥梁思达(左一)等在天津饮冰室院门前

1941年,梁思礼高中毕业,和五姐思懿一起赴美国,到达美国不久,太平洋战争爆发,从此17岁的梁思礼与亲人断绝了一切联系,在异国他乡苦读了8年。 为了省钱,他曾裹着大衣在零下40度的储物室挨了一夜,险些冻死;也曾在罐头厂靠着冷冻豌豆过了一个暑假。尽管条件艰苦,但仍没有磨灭他心中“工业救国”之梦。为了能够转入“工程师摇篮”的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,他放弃了嘉尔顿学院的优厚的奖学金,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。1949年夏天,他拿到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,著名无线电公司RAC向他伸出了橄榄枝,但“千金马、五花裘”无法稀释他的赤子热血,他选择了回国。

1949 年,梁思礼(左一)与留美学生参加CSCA小组会

1949年9月的一天,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轮船一如往常,驶出旧金山港,船上的梁思礼,刚从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。和船上同样学成归国的20多位留学生一样,游子心念,归心似箭,千里之遥,快马一鞭。

天津的码头上,阔别八年、白发苍苍、眼角噙泪的老母亲迎接自己,正如饱受苦难的祖国张开双臂欢迎海外游子的归来。

几个月后,著名航天技术专家、“两弹一星”元勋王希季乘坐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回国。6年后,钱学森回国,乘坐的也是这艘船。有人说,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为中国的“驯火史”带来了最初的火种。

1956年,梁思礼与妻子

归国后,梁思礼面临极为窘迫的局面:没有资料,没有仪器,没有导弹实物……新中国的航天事业,在一穷二白中艰难起步。1956年10月,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—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。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——钱学森院长手下的十个室主任之一。风华正茂的梁思礼,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。

第一颗原子弹、第一枚导弹、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……每个航天史上的“首次”,都像是梁思礼的孩子。

梁思礼和所有的中国“驯火人”一样,站在历史耀眼处的暗面。近处,找不到他们的名字,设计图纸上没有他们的名字,他们是戈壁滩上被漫天风沙遮蔽着的群像背影,他们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“绝密”标签的文件袋里。远处,他们的名字,被一笔一笔刻在历史坐标上。

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,梁思礼与杨利伟等5名中国航天员合影

在六七十年代,梁思礼也曾遭遇过磨难,有人为他的遭遇鸣不平:“如果你不是1949年回国,而是1979年回国,或许就能躲过这些灾难和痛苦。”他引用了哥哥梁思成的一句话作答:“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,我不能离开她,哪怕仅仅是暂时的。”

1993年,梁思礼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
新会梁氏,一门才俊

梁家的兄弟姐妹,堪称一门才俊,除了梁思礼以外,他的哥哥梁思成、梁思永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(学部委员),其他的哥哥姐姐,也都事业有成,学养深厚,允为人中龙凤。

这种家教和门风,还延续到家族第三代、第四代、第五代。我们常说,“君子之泽,五世而斩”,新会梁氏家族的成就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是极为少见的,堪称现代家庭教育的传奇。

梁启超九个子女

梁思顺(1893-1966):长女,诗词研究专家、中央文史馆馆员;

梁思成(1901-1972):长子,著名建筑学家、原中央研究院院士(1948年)、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(1955年);

梁思永(1904-1954):次子,著名考古学家、原中央研究院院士(1948年)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;

梁思忠(1907-1932):三子,西点军校毕业,参与淞沪抗战;

梁思庄(1908-1986):次女,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、著名图书馆学家;

梁思达(1912-2001):四子,经济学家,合著《中国近代经济史》;

梁思懿(1914-1988):三女,著名社会活动家;

梁思宁(1916-2006):四女,早年就读南开大学,后奔赴新四军参加革命;

梁思礼(1924-2016):五子,火箭控制系统专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。

梁氏家族第三代、第四代、第五代,也多从事教育、科学、文化等事业,如 第三代的 梁从诫(梁思成之子),北京大学毕业,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完全民办的环保组织“自然之友”创办人、会长; 第四代的杨念群(梁思庄外孙),著名历史学者,中国人民大学首批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,等等。

除此之外,梁启超的大弟梁启勋(1879-1965),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毕业,先后在交通大学、青岛大学等校任教,还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词人;幼弟梁启雄(1900-1965),南开大学毕业,先后在复旦大学、燕京大学、北京大学任教授,1955年以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。

梁启超既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,又是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。不仅自身成就非凡,而且教子有方,如此“群星璀璨”,历世不衰的家族文风,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,虽不至“凤毛麟角”,但也可称罕见。 梁启超的培育子女晚辈的经验是什么呢?从他写给儿女的大量书信中,可一探究竟。

戊戌变法后,梁启超一度避居日本。这是1908年,思顺、思成、思永、思忠、思庄与亲友的孩子在神户怡和山庄“双涛园”留影,这是他们童年美好的记忆

对子女和家庭投入十二分热烈的感情

现存梁启超家书650余通,其中给儿女的信就有400多封,照他写信的频率——经常是前信刚刚发出,就写下一封,并且与居住在各地的儿女分别写——来看,当远远不止这些。

他在信中写道:“ 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,对于你们的爱情,十二分热烈。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,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,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。

他对儿女常用昵称、戏称,称大女儿思顺为“大宝贝”,二女儿思庄为“小宝贝”,三女儿思懿为“司马懿”,小儿子思礼为“老白鼻”(baby)。

1906年摄于日本东京,梁启超(左二)、思顺(右一)、思成(左一)和思永(右二)

在子女专业的选择上,他既考虑学科的发展,又尊重子女的兴趣和选择。如思庄留学美国,因为国内生物学几乎是一片空白,梁启超本希望她学生物学。但思庄学了一段时间后,对生物学不感兴趣。他得知后,不仅没有责骂女儿,反而写信安慰她,让她按照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。得到父亲的支持后,思庄改换了专业,后来成了一代图书馆学家。

晚年梁思庄与女儿吴荔明(北京大学教授)、女婿杨友麒(近现代名人杨度之孙,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总工程师

对子女的爱情婚姻,梁启超也心细入微,如思成与徽因的爱情,就是他有心促成的。徽音是梁启超的好友林长民之女,是梁启超先留心观察看定后,再介绍给儿子,然后由他们自己去交往、决定。

思顺和周希哲(马来西亚华侨,也是梁启超的学生)的结合也是通过这个方法促成的。这是梁启超“发明”的方法,对此很是得意,“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”,“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”。

梁思顺与子女

身教重于言传,学为人师,行为世范

儒家学问的核心是修身,目的是指成就人格境界(君子、圣贤)。孔子、孟子、朱熹、王阳明、曾国藩等无不是一代人格典范。梁启超以这些人物为榜样,以他们的修身原则来要求自己,成就了现代君子人格。曾任民国总统的徐世昌称赞其人格云:“ 此公无言不可谈,无人不可谈,以德性言之,当推海内第一人矣。

梁启超注重以自己的精神人格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。他在信中说:“ 我自己常常感觉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,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兄弟的模范。我又相信我的孩子们,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,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。

1916年,梁启超与蔡锷一起讨伐袁世凯时,写有《从军日记》,目的是以自己的经历来激励子女。他对大女儿思顺说:“此《记》(即《从军日记》)无副本,宜宝存之,将来以示诸弟,此汝曹最有力之精神教育也。”所谓“最有力之精神教育”,就是指人格的典范教育,即以自己这一时段的经历来教导子女如何面临困境、处理家国大事。

梁启超写给梁思顺的家书

时时春风化雨,偶有当头棒喝

梁启超除了借助自我的经历为孩子树立榜样和参照以外,还经常就着孩子们的亲身经历,随机点化,让他们借机反省体察。

例如1923年思成、思永在北平遭遇车祸,两个孩子都受了伤,一家人颇受惊吓。梁启超连续写信告知思顺,用了大量篇幅描述车祸前后兄弟俩的相互救助,以及在惊惧之中与父母姐妹的情感牵挂,细致入微,只是在其中略加点化,说此次能够“逢凶化吉、履险如夷,真是徼天之幸”;在结尾处轻轻说道“ 这回小小飞灾,狠看出他们弟兄两个勇敢和肫挚的性质,我狠喜欢”。

思成因车祸骨折,入院治疗两个月,梁启超要他借机温习读诵《论语》《孟子》,“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,细加玩味”。思成原定的出国留学计划因此事受到影响,梁启超又开导说:“ 人生之历途甚长,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,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,招精神上之萎葨。汝生平处境太顺,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。

梁启超与思庄、思忠

因为思成的未婚妻林徽因与思顺产生矛盾,给思成造成很大的心理波动,思成反省自己,“感觉着做错多少事,便受多少惩罚,非受完了不会转过来”。梁启超借机说了一大段自己理解的佛教“因果业报”和“随业轮回”的道理。这几乎是梁启超家信中见到的唯一一次系统论述自己的观念,但也是借着儿女的自我反省机会适时加以引导,在说完这番道理之后,又不忘加一句:“ 我的宗教观、人生观的根本在此,这些话都是我切实受用的所在。因思成那封信像是看见一点这种真理,所以顺便给你们谈谈。”

梁启超平时将儿女们当成朋友一般,随时述说自己的经历,倾诉情感,平等交流;遇到紧急时刻也会施以当头棒喝,往往收到奇效。

1934年,梁思宁、梁思懿、梁思礼、梁思达(左起)在天津“饮冰室”前

思忠结交了一个女孩子,梁启超知道她父亲为人卑劣,了解到她也受到家庭的熏习品行不好,因此很怕思忠受其蒙蔽,就拿出父亲的威严,写了一千多字的信严重告诫他。

梁启超在徐志摩、陆小曼婚礼上轰动一时的发言,则可作为注脚。徐志摩是梁启超很看重的弟子,徐志摩对这位老师也非常尊敬,所以请他作证婚人,梁启超禁不住胡适等人的一再敦请,勉强应允。结果,在盛大的婚礼现场,当着许多社会名流的面,梁启超毫不留情痛斥二人,最后徐志摩面红耳赤地乞求:“请老师不要再讲下去了,顾全弟子一点颜面吧!”

今天我们怎样做父亲?

梁启超只活了56岁了,却留下了4000万字的著作,此外还有大量革命工作与社会事务。按理说他是最忙的父亲,可是,他对九个子女却倾注了大量的关心和呵护,一个突出的体现,是他给子女们留下成百上千封家书,通过这些家书,他不仅把自己的思想和理念春风化雨的告诉孩子们,还由此成为孩子们的知心伙伴。如果说,梁氏满门才俊有什么“秘诀”,这些可能就是最大的“秘诀”。

如今的母亲,常抱怨家庭里里父亲缺位的“丧偶式育儿”,当然父亲们也有苦衷:养家的重任,他们常常承担了大半。不过,父亲们再忙,恐怕也不会比梁启超当年更忙,压力再大,恐怕也不会比梁启超更大(他一大家子十几二十口人),那么梁启超的育儿经验,今天的父亲们是不是也可以吸取一些呢?

最近,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《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:梁启超谈家庭教育》,全面收集梁启超关于家庭教育的书信文章,精心编校。内容包括给孩子们的信120余通,梁启超的自传、对父母和妻子的追忆等,给孩子们讲孟子的完整讲稿、指定儿女读的《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》讲演稿等。

书前有详细的前言、导读,每篇书信、文章均有背景介绍,并对所涉人物、难懂词语加以注释。

书信按时间顺序排列,每封信都设置小标题提示该篇主旨。

精装小32开,印刷精美,纸质优良,排版疏朗,方便阅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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